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光明日報:不懼扼制 不懈創新 制勝科技角力場
2019-05-30 | 編輯:

  來源:光明日報; 記者:光明日報全媒體記者 張勝、王斯敏、焦德武、蔣新軍、康薇薇、張夢澤;2019年5月29日  

   【關注中美經貿摩擦系列訪談之二·智庫答問】 

  本期嘉賓: 

  中國科學院預測科學研究中心主任 汪壽陽

  中央黨校(國家行政學院)經濟學部副主任 董小君

  上海市科學學研究所所長 石謙

      1.在中國科技產業有能力從中低端向高端躍升的關口“卡一下脖子”,是美國的戰略選擇 

      光明智庫:隨著中美經貿摩擦不斷升級,近一年來,美國對中國科技遏制輪番登場,科技成為另一個角力場。美國對中國科技采取了哪些遏制行為?為何對這一領域如此重視? 

    董小君:美國利用貿易與投資的政策工具,對中國高科技產業進行極限施壓,主要包括如下方面:

  提高產品關稅。此次美國加征25%關稅涉及的10個領域,是我國高科技發展的重點領域,大多是高技術、高附加值產品。

  實施全面技術封鎖。2018年,美國國會通過《出口管制改革法案》,并發布14類前沿技術封鎖清單,擬對生物技術、人工智能和機器學習等進行出口管制。

  對華高科技企業實行“長臂管轄”。美國利用在國際政治中的特殊地位,以國內法直接制裁我國實體經濟。相關材料顯示,截至今年5月17日,中國261家企業被列入美國出口管制“黑名單”,占美國實體清單總數的21.9%。

  推動外商投資審查制度改革。通過《外國投資風險審查現代化法案》,重點審查27個核心高科技行業,法案內容明顯針對中國。尤其是以國家安全名義,嚴格限制中國公司并購美國高新技術企業。

  中斷人才交流。美國政府加強對中美科技人才交流的管制,如嚴格限制科技、生物等領域的中國學者、學生赴美學習交流。

  聯合盟友,遏制中國高科技在西方市場的發展。

      由上可知,本屆美國政府的戰略意圖就是遏制中國高科技發展。

   

  董小君 郭紅松繪 

  汪壽陽:本屆美國政府的首份《國家安全戰略報告》就將中國定位為“美國的對手國家”,對華遏制成為美國國家戰略。事實上,長期以來,美國就對出口中國高科技產品施加各種限制。2007年,美國限制20類高科技產品出口中國,包括航空器及航空發動機、慣性導航系統、激光器、光學纖維、貧鈾、水下攝像機及推進系統、先進復合材料以及高科技通信材料等;2015年,禁止向中國出口與超級計算機有關的技術等。近年來,更是對我國加強了科技封鎖和圍堵,包括投資限制,如禁止中國企業在美投資半導體和5G無線通信等科技領域;人才限制,針對我國海外高層次人才動作不斷,解雇華人科學家、限制我國科學家赴美交流。

   

  汪壽陽 郭紅松繪 

  石謙:近一年來,美國不斷加大遏制中國高科技產業發展的力度,強推“中美科技脫鉤”,甚至以國家安全名義,打壓一些遵紀守法但具有全球競爭力的企業,同時不斷污名化中國科技發展成就。這些動用政治力量直接干涉科研合作、市場競爭的行為,與美國一貫標榜的自由貿易、自由競爭原則背道而馳,讓國際社會大跌眼鏡。

  當前,中國部分高端產業在全球具備了較強的競爭力,且發展勢頭迅猛。在科技實力的支撐下,中國經濟正在實現動能轉換,并加速向全球價值鏈高端攀升。對于長期引領全球科技產業發展,享受“收學費”待遇的美國來說,這是完全無法容忍的。在中國的科技產業真正有能力從中低端向高端躍升的關口,“卡一下脖子”,是美國的戰略選擇。

  當前,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方興未艾,傳統科技強國在新的科技范式中可能優勢下降,新興國家則有望后來居上。比如,在5G成為核心關鍵之一的科技產業中,中國有可能領先一步。在新舊范式轉換之際,全力遏制中國后來居上,成為美國霸權思維作祟下的戰略選擇。

   

  石謙 郭紅松繪 

  2.須有長期應對的思想準備,從國家戰略層面統籌謀劃、積極應對 

  光明智庫:在美國對我國高科技產業的極限施壓面前,我國采取了哪些應對舉措,還有哪些問題值得關注? 

  汪壽陽:對國內,我國大力鼓勵科技創新,不斷加大科技研發投入。針對本屆美國政府愈演愈烈的科技封鎖,在人才引進、科技合作等方面,采取更加低調務實的方式;在國際上,一方面仍希望通過平等對話與美國開展談判磋商;另一方面,不斷加強宣傳,尋求道義支持,讓世界各國對美國政府的無理恐嚇、倒行逆施有全面了解。此外,我國也在不斷加強與其他科技強國的交流與合作。

  對于美國的高科技封鎖和圍堵,中國要有長期應對的思想準備,從國家戰略層面統籌謀劃、積極應對,從短期、中期和長期三方面設計政策與措施。高科技的發展鏈條,是從基礎研究到應用研發再到產業化的。今天,我們需要花大氣力攻克高新技術產業發展中卡脖子的技術難題,更需要從長遠布局,解決10年甚至20年后中國科技產業發展的基礎科學難題。

  董小君:在中美經貿摩擦持續升級的過程中,要向跨國企業傳遞“中國將一如既往開放”的理念,并從細節入手,營造一個可預期的更優質的營商環境。留住跨國公司,也就留住了產業鏈,這對我們十分重要。

  面對美國的科技扼制,我們應加大科技創新力度,從“中國制造”向“中國創造”轉變。有三個問題必須重視:一是要建立“企業主體+市場導向”的科技創新體系。政府應搭建創新基礎研究平臺,企業需要以市場為導向,發揮主體作用,形成產業鏈,協同創新。二是推動基礎教育與基礎研究“加力增效”。基礎教育方面,要增加教育投入,優化投入結構;基礎研究方面,發揮高校優勢,建立科研院所聯動機制,建立優勢明顯、鏈條互補的跨學科、跨機構研究團隊。三是培養造就科技創新人才。可以參考美國《拜杜法案》,通過合理的制度安排,為政府、科研機構、產業界三方合作提供有效的制度激勵,加快技術創新成果產業化步伐。

  謙:在科技領域,應對美國最好的舉措仍然是“做好自己的事”。目前,我國已經與158個國家和地區建立了科技合作關系,簽訂了114個政府間科技合作協定,加入了200多個政府間國際科技合作組織。在此基礎上,應當加強對國際合作規則的研究,面向全球傳達共同遵守國際規則的愿望,充分尊重各方的利益訴求,呼吁各國在多邊機制下謀求共同發展,而不是只為一己之私。

  科技的發展來不得半點馬虎。在發展過程中,充分的積累至關重要。我們要做好戰略研判,適應新時代國際形勢新變化,持續推進深化改革,從跟蹤式布局轉向更加側重創新策源,提升國家創新體系的整體效能。發揮長三角一體化、粵港澳大灣區、京津冀協同發展等國家重大戰略的引領作用,鼓勵各地積極大膽探索各具特色的創新驅動發展路徑。

  3.我們一貫堅持自主發展道路,外部遏制的作用必然有限 

  光明智庫:事實上,美國高科技遏制戰略由來已久,曾對日本和韓國進行打壓。借鑒兩國處理美國高科技遏制的經驗,中國應怎樣化“危”為“機”,讓“中國制造”更好更快地向“中國智造”“中國創造”轉變? 

  汪壽陽:在高科技領域,日本和韓國都曾受到美國的遏制和打壓,日本的經驗教訓值得我們借鑒。第一,當年日本在半導體芯片領域取得快速發展,是因為日本“集中力量辦大事”,有明確的國家計劃來趕超美國集成電路。日本整合了產學研相關力量,加強了企業間的協作,所以在短期內超過了美國由風險投資支撐的創新模式。1974年日本政府批準了“超大規模集成電路”計劃,到1980年日本就占據了全世界30%的半導體內存市場;1985年日本占據了全世界超過50%的半導體內存市場份額。當然,這背后有日本國家實力支撐,也有核心技術和高技術壁壘支持。第二,當日本的半導體芯片產業被認為“對美國國家安全帶來風險”后,美國要求日本政府簽訂了“半導體協議”,當時日本政府和企業主動放棄了許多業務,導致了日本半導體芯片行業在此后不斷衰落。

  與日本和韓國相比,我國不僅具備完整的科技產業鏈,也有巨大的國內市場,所以有更強的韌性。一方面,我們可以通過加強研發,不斷提高科技核心競爭力;另一方面,也應該重視有廣泛市場前景的高科技成果產業化推廣。因此,如何有效降低成本、提高效率、擴大產業化規模,是高科技產業發展必須高度重視的。未來,如何讓民營企業在高新技術產業發展中發揮更大作用,也特別需要重視。

   

  5月28日,觀眾在2019年中國國際服務貿易交易會主會場與便攜式智能機器人互動。新華社發 

  石謙:美國對日本、韓國的遏制戰略確實產生了效果,但是日韓與中國的體量和戰略縱深不能同日而語。我們一貫堅持自主發展道路,外部遏制的作用必然有限。

  首先,要堅定于對未來大勢的判斷。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蓄勢待發,5G、AI等新技術是我們的戰略選擇,要堅信對新技術發展方向的判斷,咬定青山不放松,外部打壓只會逼出我們更好的發展。

  其次,要堅持你中有我、我中有你的國際科技競爭合作模式。當代科技不是單打獨斗的獨角戲,而是多方合作的團體戰,我們應當堅持開放合作的態度,尋求合作共贏的道路。我們國家政府間科技創新合作格局已經形成;已與世界主要國家建立起穩定的創新對話機制,定期開展國家間高層級、寬領域、多主體的合作對話;雖然受到打壓,但我們還應當繼續推動科技企業“走出去”。

  事實上,我們不能跟著美國的節奏誤入歧途,而是要堅持不懈地做好自己的事,這樣就一定能雨過天晴。

  董小君:歷史上,日本和韓國針對美國高科技遏制戰略,探索出一些值得中國借鑒的經驗。

  一是自設“出口數量上限”與“貿易順差轉移”模式。日美兩國1971年簽訂“日美紡織品協定”,1976年簽訂“特殊鋼進口配額限制協定”,都設定了出口上限。日本將富余產能轉移到第三國,產品再迂回出口到美國以緩解貿易順差。20世紀90年代,美韓存儲器之戰,韓國減少對美存儲器的直接出口,將富余產能逐漸轉向中國。

  二是探索與美國的“產業鏈融合”模式。從戰術層面看,中美產業鏈這塊壓艙石不能丟。為躲避美“長臂管轄”,中國企業可借鑒日本和德國的應對路徑。日本走的是“產業鏈融合”道路。20世紀80年代,本田等日本汽車廠商在美壓力下,紛紛把生產基地搬到美國,并本地化采購美國設備和零部件。

  三是找準自己的位置,實行“錯位競爭”。日美“半導體協議”簽訂后,雙方進行勢力范圍劃分,即日本發展偏制造加工的內存和模擬半導體產業,美國發展技術要求更高的數碼半導體和核心的電腦操作系統。同樣,1986年前后,韓國在半導體芯片業與美國沒有正面直接競爭,而是進行了市場細分,美國發展更具高附加值的處理器、ASIC等領域,韓國以存儲芯片為主攻方向。鑒于此,中國在高科技產業領域可探索與美國優勢產業錯位競爭。如在5G領域,我國可發揮比較優勢,與美國在5G產業價值鏈的垂直分工領域進行合作。

  四是探索“互換技術、共同研發”模式。這是韓國的做法。2014年,三星與英偉達關于圖形處理器專利產生糾紛,經過談判,簽訂協議達成和解。雙方在穩定核心利益的同時都做出了讓步,同意將自身的部分專利授權給對方,并進行下一代GPU的共同研發。

  4.我們有充分的底氣和充沛的自信應對各種挑戰 

  明智庫:面對美國對中國高端制造業的圍堵,中國的底氣和自信源自哪里?應在哪些方面尋求突破? 

  小君:中國的底氣和自信源自正在增長的實力。一是創新驅動發展戰略積極推進。世界知識產權組織發布的《2018年全球創新指數報告》顯示,中國位列第17位,正式跨入世界科技創新型國家行列。高技術制造業發展勢頭良好,目前占規模以上工業比重超過12%,載人航天、高速鐵路等多個領域實現重大突破,人工智能、物聯網、大數據、云計算、區塊鏈等新技術、新產品不斷涌現,一批技術進入國際市場第一方陣。二是中國是世界唯一擁有全產業鏈的國家,涵蓋了聯合國產業分類的39個工業大類、191個中類和525個小類,形成了目前全世界“獨一份”的、行業齊全的工業體系。

  應在以下方面尋求突破:一是以更大力度的開放化解封鎖。創造更好的科研生態環境,吸引更多世界一流的科學家來中國發展。在人工智能領域,50%左右的科學家是華人,當在美華人科學家受到排擠時,要為他們開辟回國發展的道路。美國越堵,中國的大門就要開得越大。二是將風險轉化為機遇,抓緊發展“卡脖子”產業。未來,中國在積極爭取外源性技術供給的同時,必須立足于內生性技術研發,抓住時機發展核心零部件和核心軟件,加速自主可控與國產替代,填補市場空缺。

  汪壽陽:我國有著悠久的歷史和深厚的文化,歷史上也有過非常高的科技水平,只是后來的發展路徑和西方不同。在高科技領域,我們有過“兩彈一星”的輝煌歷史。即使在今天,“兩彈一星”精神仍不斷激勵著奮斗在一線的科技工作者。我國有龐大的高素質科研大軍,有完備的工業基礎和良好的創新生態;在高科技產業領域,我們還有一批責任感強、有遠大抱負的企業家,他們有信心、有能力把中國的高科技企業做得更好。這些都是我們的自信源泉。

  科技發展有其自身規律。若干技術發展得久了,就需要變化、變通、變革,這恰恰給后來者以趕超的機會。當前高科技領域也存在著很多這樣的契機,這是我國科技界和企業界需要及時把握的。

  石謙:中國目前雖然還不是科技強國、制造強國,但已然是科技大國、制造大國;雖然還有不少被“卡脖子”之處,但是沒有誰能從整體上遏制我們的發展。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70年來,我們已經在發展中形成了應對外部挑戰的歷史經驗,中國共產黨的堅強領導是我們的制度優勢,我們有充分的底氣和充沛的自信應對發展之路上的各種挑戰。

  我國科技體系和教育體系都相當完善,已經培養了大批STEM(科學、技術、工程、數學英文首字母縮寫)人才,在絕對數量上居于全球前列。我國市場規模龐大,有足夠的伸縮性和豐富的層次性,有能力應對技術供給的變化。同時,龐大的用戶群體及其消費習慣,也為技術發展提供了豐富的場景。

 (項目團隊:光明日報全媒體記者 張勝、王斯敏、焦德武、蔣新軍、康薇薇、張夢澤) 

  《光明日報》(2019年05月29日 07版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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